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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市值观察
文丨泰罗
日前，总投资超1.2万亿元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超级工程正式开工。
7月21日，A股随之沸腾。高争民爆、西藏天路、保利联合（维权）、筑博设计、中岩大地等一系列相关板块和概念股集体大涨。
其中，自然少不了大基建央企，中国电建、中国能建、中国中铁、中国交建等纷纷跟涨。
去年，上层对外发布《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意见》提出了九条措施，包括着力提高上市公司发展质量、积极开展有利于提高投资价值的并购重组、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全面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主动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稳定投资者回报预期、完善增强投资者信心的制度安排、健全市值管理工作制度机制、严守依法合规底线等。
由于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央国企的资产回报能力天然要弱。现在，这种偏见恐怕很难再成立了。
国资委的数据显示，2016年-2021年底，中央企业共“压减”法人户数1.9万余户，占总户数的38.3%，且均将管理层级砍到5级以内，低效资产、无效资产及时处置。截止2021年底，中央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69.4万元/人，比2012年提高了82%。
著名国企掌门人、执掌过四家世界500强国企的宁高宁之前在采访中就提到：“如今国企的竞争压力不比私企小，想混日子将来肯定是不现实的。”
效率提升带来盈利能力的同步上扬。
广发证券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特别是2021年之后，国企盈利能力已显著高于民企。与之相悖的是，国企的估值水平依然远低于民企（不到一半）。
由此可见，国企估值重塑的提法，并非政策的一厢情愿，而是经营质量提升的内在要求。
国资委也曾表态，国企今后要聚焦全员劳动生产率、净资产收益率、经济增加值率等指标，有针对性地抓好提质增效稳增长，切实提高资产回报水平，对标世界一流企业价值创造。
国企资产回报率的提升依然是未来的一大重要看点，这不仅对资本市场意义重大，更关乎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
试想一下，目前国有资产体量大约在300万亿左右，如果资产回报率提升一个点，就可以多出3万亿财政收入。对于当下减税降费以及土地财政降温留下的缺口，这无疑是一个最有力的直接补充，也会给宏观政策调控带来充分的腾挪空间。
国企完全有这个能力做到。
过去十年，央企累计投入6.2万亿元研发经费，占比超过1/3，其中2022年的研发投入首次突破1万亿元。突破并储备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在电网、通信、能源等关乎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领域。
二十年前，人才就业首选外企，私企次之，最后是国企。如今在某些行业，顺序恐怕要倒过来了。
人才，资金，技术，管理，今天的国企已不输民企。
借债投资，借债消费，借债还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源自债务驱动。是否具备可控风险下的“加杠杆”空间，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增长能否继续。
对比当下的国企与民企，前者有着更大的债务扩张空间。
2015年以来，央国企“去杠杆”成效明显。2017年-2021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从60.4%降为57.1%，同期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由51.6%增长至57.6%。随后各自延续趋势，如今民企的杠杆率已反超国企。
再者，国企还有明显的融资成本优势。广发证券的测算数据是，如果把央国企的债务率拉回2016年的高点，那么总共可以新增约15万亿的信贷。
按照现在每4元信贷带来1元GDP计，国企加杠杆最多可释放3.75万亿GDP，对应约3个点的增长水平。
须知，强调国企绝不是否定民企。
几十年以来，围绕民企和国企究竟谁才是国民经济主角的讨论汗牛充栋。现实的中国经济要远比学术讨论来的精彩——中国以自己独有的方式、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创举。
当下重新强调国企的价值，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又一次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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