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河财立方
余永定谈“十五五”
财政政策的关键在于财政的可持续性
2024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为34.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47.5万亿元。两级政府债务余额82.1万亿元，占GDP的60.9%。考虑到含隐性债务10.5万亿元，全口径政府债务92.6万亿元，负债率68.7%，显著低于美国和G7（七国集团，是由七大工业国组成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平均水平。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的高储蓄、大量国有资产、大量海外净资产，中国对国债的耐受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中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仅为1.7%，表明市场对国债的需求旺盛，中国中央政府的融资成本非常低。在确立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的战略思想之后，还必须扭转过度追求财政平衡的观念。
财政政策的关键不在于财政平衡，而在于财政的可持续性。所谓财政的可持续性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债对GDP比会趋于某一极限值。在这一极限值下，政府有能力偿还本金和利息。这一极限值是由赤字率和经济增速决定的。另外一个等价的可持续性判别标准是经济增速高于名义利息率，事实上，中国完全能够满足这一标准。
增长是硬道理，只要中国能够保持5%左右的经济增速，并使利息率维持在足够低的水平上，中国的财政即可持续。如果过于谨慎，不敢大胆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在降低财政赤字率的同时，使经济增速出现更大幅度的下降，财政就会由可持续变为不可持续。此外，可控的通货膨胀也有助于增强财政的可持续性，反之，通货收缩则会恶化财政的可持续性。
为了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政府完全可以适度提高赤字率。例如把赤字率再提高1-2个百分点应该没有问题。
维持投资的合理增速 对实现既定经济增速目标至关重要
中央对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有充分认识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扩大有效投资”。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两重”项目），实施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项目。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提高投资效益。
你提到的西方经济学家针对中国的“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应该由“投资驱动”转变为“消费驱动”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世界上并不存在“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是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有效劳动力投入推动的。中国资本的快速积累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原因。只有在总需求不足、物价过低、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情况下，在讨论实行何种宏观经济政策以实现既定经济增速目标的时候，才谈得上“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问题。
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和深化改革的措施将能保证投资效益的提高。“投资的合理增长”对中国实现“十五五”期间既定的经济增速目标至关重要。
“十五五”规划建议还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这些体制改革领域的举措对于促进经济增长也具有十分重大意义。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视为“技术进步”贡献的构成部分。
政府在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总需求不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开始。
尽管在长期消费不是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且消费增速的提高并不能导致潜在经济增速的提高，在有效需求不足情况下，为使实际经济增速等于潜在经济增速，如为使经济实现5%的增速目标，就必须使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的增长对GDP增速的贡献之和达到5%。2025年前三季度投资增速过低是宏观调控中的最突出问题。在继续努力提高消费需求增速的同时，应该关注投资增速的明显下降。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设法提高内需（消费和投资）增速，降低经济增长对净出口增长的依赖度。
启动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
是提振消费需求的有效手段
在有效需求不足情况下，适度提高消费率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消费率的提高不一定代表社会福祉的提升。较高的投资率代表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给定消费率，较高的经济增速代表较高的消费水平。事实上，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贫困国家的消费率普遍在60%-80%，其中部分国家的消费率甚至超过100%。因此，消费率的确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把握好“今天多消费”和“今天少消费明天多消费”之间的平衡。
学界提出的提振消费需求的建议主要包括发放补贴或发消费券支持以旧换新、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其他某些税种的税率、改革社保制度（如降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费率）。这些建议应该都是可行的，但实施这些建议的效果如何还需进一步研究。
从理论上讲，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财产的函数，或永久性收入的函数。居民收入不增加、收入预期不改善、财富不增加，居民消费难以增加。
事实上，同前两年相比，“以旧换新”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正在下降。同时，减税和改革社保制度对消费的刺激力度还需进一步测算。在“十五五”规划实行期间，应该落实这两个方面的改革，但在短期内很难指望它们能在刺激消费需求上发挥显著作用。
在当前情况下，应该充分发挥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十五五”规划建议17次提到基础设施，充分显示了中央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度重视，启动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是保证实现5%的经济增长速度、提振消费需求的最根本解决办法。
今年只剩下2个月了，大幅度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通过“挤入效应”和“乘数效应”提高经济增速，并进而提振消费的时间已经不多。但如果从明年起认真落实“十五五”规划建议 “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方针，中国不但能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打下坚实基础而且能够在短期形成收入增长—消费增长—收入进一步增长的良性循环，保证5%左右年度增长目标的实现。
当前消费领域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在过去20年当中，中国收入差距出现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现在基本处在相对稳定的高位水平。2008年的基尼系数一度接近0.5的水平，此后反映收入差距大小的基尼系数出现了缓慢下降，但下降幅度并不是很大。 2016年开始基尼系数处在相对稳定的0.46-0.47之间波动的状态。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在执行“十五五”规划期间，将“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毫无疑问，落实这一指导方针十分必要。
“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十五五”规划的制定指明了方向，只要认真落实“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各项指导方针，我们必将能够为实现中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基础。（贝壳财经）■
余淼杰谈“十五五”
全会突出高水平现代产业体系，强调供给需求辩证统一
全会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全会特别强调高水平的现代产业体系，而且把它提高到最重要的位置。”余淼杰表示，这释放出“十五五”期间要毫不动摇做大做强制造业的明确信号，使我国的超大规模全产业链优势更加彰显。
余淼杰表示，全会明确以实体经济为根基，打造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等五大强国，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 “质量提升” 夯实强国基础，而 “标准构建” 则是质量提升的关键抓手。
全会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在余淼杰看来，全会对供给和需求关系的辩证讨论也是一大亮点。“供给和需求是统一协调的，不能片面强调某一方。”
余淼杰以“冰雪经济”等新消费场景为例解读，随着居民消费需求升级，冰雪运动等新需求场景涌现，直接推动相关装备制造、服务供给的创新，形成“需求催生供给”的良性循环；反之，当供给端通过技术突破推出更优质、更便捷的产品，又能激发居民潜在消费意愿，实现“供给创造需求”。这种双向互动的逻辑，打破了单一侧重供给或需求的传统思维，为国内大市场活力释放提供了底层支撑。
五大优势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向好
公报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余淼杰从五个方面解读了这一判断。
一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我们14亿人口基数带来的经济市场是巨大的，正如总书记所讲，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余淼杰表示，超大规模的人口基数加上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这一潜能的释放将更加充分和顺畅。
二是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余淼杰表示，中国已建成涵盖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完整工业门类体系，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全部工业分类的国家。特别是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新兴产业发展蔚然成风。
三是体制机制的完善。“因为有党的强有力的领导，我们举国体制的优势能够保证每项政策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方位贯彻党中央的决定。”余淼杰称。
四是人才优势。“我国每年有1200万大学生毕业，这对国家经济发展带来非常正面的影响，人才红利不断释放。”余淼杰说，工程师红利加上科技创新的蓬勃发展，使人才优势体现得更加明显。
五是文化优势。余淼杰认为，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一文化优势将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高水平发展，在高水平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外部风险是最大挑战，2035年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对于“十五五”期间的经济前景，余淼杰充满信心。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一定能够保持对世界经济增速30%的贡献率。”余淼杰表示，中国经济每年以4.5%~5%的速度增长，美国以2.5%的速度增长，由于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已是美国的70%左右，按此计算，大约再过十年，也就是到2035年，中国就能够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同时顺利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
同时，余淼杰也指出了面临的风险挑战。“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外部的风险挑战，特别是一些国家推行的单边主义、本国优先的狭隘关门主义，对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都是很大挑战。”
其次是人口老龄化挑战。“这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发展老年经济、老年产业来逐步缓解冲击，同时也必须通过完善人口政策来应对。”
余淼杰特别强调，越是在风高浪急、外部经济不确定的情况下，越要通过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来应对某些国家的贸易霸凌行径。（大河财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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