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宏观陶川：提高消费率，愿景路径各几何？

　　来源：川阅全球宏观

　　“十五五”建议稿把“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放在十分优先的位置，耐人寻味。其实早在“十二五”（2011-2015），高层也曾将“居民消费率上升”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抓手，届时也确实止住了居民消费率持续走弱的趋势、5年间提高了约3个百分点。而当前在迈向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过程中，消费无疑要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多大幅度才算“明显”提高？如何“提高”才最有效？

　　“明显”是多大幅度？我们预计未来五年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提高至少约5个百分点。根据“十五五”建议稿的规划，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同时期的平均居民消费占比约在54%左右，这可能意味着我国居民消费率仍有15个百分点左右的潜在提升空间。

　　如何“提高”？“能力”和“意愿”的双轮驱动。我们可以做个简单拆分，消费率（居民消费/GDP）=（居民消费/居民收入）*（居民收入/GDP），前者反映消费意愿，后者反映消费能力。因此“十五五”规划建议稿中提出的“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核心的政策路径无非是提升“意愿”和/或增强“能力”。

　　以史为鉴：意愿拉动效果“略胜一筹”。回顾我国消费率改善较快的阶段，更多是由消费意愿的驱动：

　　1998-2000年：当时长假制度落地、开征储蓄存款利息税、开展消费信贷等措施推动居民消费意愿上升，从而对消费率形成有效拉动；反观调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增加离退休费等举措下，居民消费能力并未出现抬升。

　　2010-2016年：尽管国家有意在深化工资制度改革、收入分配上发力，使得居民收入整体水平有所改善，但消费意愿发挥的作用依旧更胜一筹，相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家电与汽车下乡、耐用品以旧换新、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燃油车购置税减免等政策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等。

　　结合历史经验与基本国情，短期内意愿提升更具现实可行性。提升消费能力往往需覆盖更广泛群体、推进难度更大，历史上也更多是覆盖部分人群（如农民、事业单位人员等）。相较之下，“十五五”规划期宜延续“意愿先行”的策略逻辑，通过优化消费场景、完善休假制度、放宽消费限制等方式，推动居民消费率的稳步提升。除此之外，完善社保体系、稳定资本市场，增强居民的安全感和信心也是提升意愿的重要措施。

　　其实参考主要发达经济体，消费意愿同样也是消费率的主要拉动。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居民消费率普遍在50%以上，而我国不足40%，依然有不小的差距。

　　其中，中国面临的最大堵点在于消费意愿偏低。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并未明显落后其他国家，但消费意愿却存在显著差距——主要发达国家消费倾向普遍超过90%，而我国仅为65%左右。在收入创造能力未显著落后的情况下，居民更倾向于将收入留存而非转化为消费，构成了消费率提升的关键制约。因此在当前情况下，提升居民消费意愿的优先级可能要高于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十五五期间”我国消费率提升的弹性有多大？极端情形下，若完全对标海外经济体，消费倾向上升至90%，消费率则有望达到55%，仍有约15个百分点的潜在提升空间。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假设中性条件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相对稳定，未来5年居民消费倾向若上升10%至75%左右，则消费率有望上升5个百分点至45%左右。

　　风险提示：未来政策不及预期；国内经济形势变化超预期；出口变动超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