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起诉万达

　　继限高“一日游”后，万达集团及王健林再次因为一起诉讼引发关注。因一桩陈年的合作纠纷，万科将万达及王健林告上法庭。企查查信息显示，海南万骏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因合同纠纷起诉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案件将于2025年11月3日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据界面新闻了解，海南万骏为万科下属公司。此次案件源于2019年双方合作的“长春国际影都”项目，彼时，万达集团主导开发了该项目，并引入万科合作。而后，万科中途退出，对于投资款项的偿还问题双方出现分歧，并引发纠纷。

　　从“一见钟情”到对簿公堂

　　根据企查查信息，海南万骏股权结构显示，目前深圳市盈达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珠海横琴万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股70%、30%，二者均为万科旗下企业。

　　万科与万达的纠葛最早可追溯到2015年。2015年5月14日，万科与万达在北京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宣布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计划在国内外项目开展深度合作。未来双方合作主要通过联合拿地、合作开发的形式来进行，即由万达投资项目中商业部分，万科开发项目中住宅部分。

　　而在此之前，万达就已经开始造势，发布一张海报，内容为：“二万，和了。5月14日，敬请期待。”合作内容及合作方均为公布，仅凭一张创意海报，就引起了业界猜测，指向了万科与万达。彼时，万达是全球最大的不动产开发商和运营商，万科是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商。作为各自行业的领军企业，当年万科、万达的结合在行业内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当然，“万万联合”，并不是仅仅为了吸引眼球，双方的联手跟当时房地产行业大背景下两家企业各自诉求有关。彼时，中国房地产市场已进入供需平衡为主要特征的阶段，房地产企业发展需要新思维、新模式，而万达与万科的战略合作，无疑是一次全新尝试。

　　万达当时的发展策略就是“轻资产化”。轻资产化的第一步，应该是去住宅化，最好的合作对象莫过于万科。而对于万科来说，多年的累积使得万科体系内商业地产存量巨大，但因为商业地产在万科体系内属于为住宅主业配套的从属地位，万科缺乏商业地产运营思维，所以经营效果欠佳。

　　对于双方的合作，王健林当时表示：“这是双方战略转型的不谋而合。”时任万科集团总裁郁亮则称：“我们与万达的合作，我觉得是门当户对，一见钟情。”郁亮当时坦言，在白银时代，任何一家发展商都不具备全部的优势和资源，来满足白银时代的需求。对万科来说，做商业地产方面压力很大，很重，而对于万达来说，则是驾轻就熟。

　　万科与万达的实质性合作，四年之后才落地。2019年，万达与长春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拟斥资200亿元打造“长春国际影都”项目。该项目规划面积达1051平方公里，欲打造一个世界级影视文旅项目，涵盖影视拍摄基地、文旅综合体与高端住宅等业态。

　　随后，万达引入万科共同开发“长春国际影都”项目，其中万达负责文旅板块，万科负责住宅板块。海南万骏通过增资方式进入长春北方影都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5%，其余85%股份为万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海南万骏先后两次支付合作款共50亿元。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2021年6月，万科出于种种原因，决定提前终止合作。万达已返还万科52.4亿元资金，而双方就投资款的善后存在分歧，并由此引发了财务纠纷。

　　当时，万科要求万达再退还本金及利息共13.8亿元；而万达称已偿还52.4亿元本息，万科享受了土地成本优惠，而该优惠是建立在万达前期巨量投资基础上的，因此，万达不认同再支付给万科13.8亿，仅同意再支付8到10亿元。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资产律师陆鼎告诉界面新闻：“从诉讼争议本身来看，双方不是首次对簿公堂。2023年6月，万科申请冻结万达商管近20亿股权，当时就直接冲击了万达上市计划。当年双方曾达成和解意向，但因对土地成本优惠的法律性质及抵消规则未达成一致，最终重启诉讼。”

　　陆鼎对界面新闻指出，双方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不清楚万科是明股实债还是可退出的类优先股。若协议明确按固定利率计算，万科的主张更具优势；若条款模糊，万达可能通过 “实际回报率过高” 抗辩。当时的利率水平确实不低，但如今的环境都不愿意为当年高利率买单。第二个争议焦点是土地成本优惠的法律定性。如果万达主张该优惠属于 “投资成本节省”，应抵消债务，万科就不占优势。但法院也可能会认定其为独立的商业安排，需另案处理或通过反诉主张，这也取决于当时的协议约定。

　　深陷债务漩涡

　　2023年，万科申请冻结万达商管股权之时，时任国务院国资委法律顾问、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发布视频，呼吁万科与万达达成和解。刘纪鹏表示，从万科来说，坚持合同的严肃性无可厚非。从万达来说，没有严格执行合同的条款是有些理亏，但考虑到这三年较差的经济环境，政府对土地开发政策的调整都是双方合作前未曾预料的。“双方对于这场诉讼金额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双方可在此区间内进行协商、谈判。”

　　时隔两年多，双方再度走上法庭，对簿公堂。这一举动背后，实际上反映出两家公司当前均深陷债务泥潭，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压力，同时对资金有着极为迫切的渴求。

　　万达商管是万达集团旗下最核心的资产之一。根据万达商管2024年公司债券中期报告，截至2024年6月末，万达商管合并口径有息负债1375.61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302.69亿元。万达商管有息负债存量较大，一年内到期规模较高，存在一定的债务压力。由于万达商管公开市场再融资渠道暂未恢复、子公司珠海万达上市进展不及预期等影响，债券价格进一步波动，公开市场再融资难度提升。

　　回溯过往，万达曾经历港股上市及退市、回归A股无果、再次冲击港交所等过程。2014年12月23日，万达商业在港交所上市，但上市后的股价表现远不及预期，王健林认为价值被低估，于是筹划从港交所退市并瞄准A股市场。2016年9月20日，万达商业正式从港交所退市。

　　彼时，王健林信心满满，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不断加码，证监会针对房企上市融资的限制愈发严苛，万达商业的A股上市进程遭遇重重阻碍。随后，王健林成立了珠海万达商管，并计划重新杀回港股。2023年底，珠海万达商管因未能在约定时限完成上市，触发了与投资人签订的回购条款。再加上此前万达商业私有化遗留的债务，对于万达来说可谓雪上加霜。

　　为清偿债务，王健林自2023年起频繁出售资产。今年5月，“王健林再卖48座万达广场”话题冲上热搜，涉及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等多个城市的万达广场项目。至此，目前全国已有约百座万达广场所有权易主。此外，万达电影的控股权也转手，酒店管理权售予同程旅行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企查查，目前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存在10条被执行人信息，累计被执行金额52.63亿元，另有52条股权冻结信息；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存在47条股权冻结信息；万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执行人信息436条，被执行总金额18.56亿元，股权冻结信息46条。

　　对于万科来说，同样面临严峻的债务考验。截至今年6月末，万科短期借款为231.46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高达1347.13亿元，而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仅693.48亿元，资金缺口超过885亿元。

　　为缓解万科流动性压力，大股东深铁开启了密集“输血”。9月17日，万科公告称，第一大股东深铁集团再向公司提供不超过20.64亿元借款，用于偿还公司在公开市场发行的债券本金与利息。这是深铁集团年内第9次向万科提供股东借款。加上本次借款，深铁集团向万科提供的借款累计超过250亿元。

　　评级机构惠誉也对万科的流动性状况表示担忧。8月29日，惠誉将万科的长期外币及本币发行人主体评级自“CCC+”下调至“CCC-”。

　　此外，万科管理层近来也是频繁变动。今年1月，在万科陷入流动性危机、郁亮等高管集体辞任的危急时刻，辛杰正式接任万科董事长。上任不满一年，辛杰便辞去了董事长一职。10月13日，万科公告，董事会于10月12日收到公司董事长辛杰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与此同时，万科董事会选举黄力平担任董事长。

　　陆鼎对界面新闻指出：“外界普遍认为此次变动可能与债务化解压力有关。万科再次起诉万达，一是万科现在债务压力确实大，二是最近万科人事动荡，新的管理层需要有所作为，债务能否追回是一码事，是否采取行动是另一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