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引流与商业变现的博弈：水滴的VIE困局与合规隐患

水滴公司（WDH）作为2021年在纽交所上市的“保险科技第一股”，其核心收入来自保险经纪，而非众筹。水滴筹虽为流量入口，却因VIE（可变利益实体）架构的合规风险，成为监管与资本市场的敏感点。

“水滴筹”作为大病众筹平台深入人心，朋友圈的求助链接曾点燃无数善意，同为大病统筹平台且比“水滴筹”早22个月诞生的“轻松筹”，近期却被健康集团剥离，后者为冲击港股IPO扫清障碍的举动，更凸显水滴筹在水滴公司体系内继续存在的敏感性。

“公益+流量”的生意模式

水滴筹自2016年上线，累计吸引4.61亿用户捐赠651亿元，帮助约325万名患者，成为中国大病众筹标杆。然而，招股书显示，水滴筹长期亏损，2024年二季度亏损约2294万元。其“0服务费”模式靠保险经纪业务补贴，主要为水滴保等商业板块导流。2020年，水滴公司净收入30.28亿元，保险经纪佣金占89.1%，水滴筹仅为品牌信任的“敲门砖”。

这种“公益引流、商业变现”模式争议不断。2019年，媒体曝光水滴筹业务员“扫楼筹款”，引发公众质疑爱心被商业利用。2019年末至2020年初，水滴筹等平台更因“扫楼”地推、“互助会员”风险以及河南诈捐等事件而多次登上热搜，引发了公众对其审核机制和资金管理的广泛质疑。各大媒体（包括但不限于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等）都对此类现象进行过批评和报道，促使平台加强自律和合规建设。尽管水滴筹负面舆情指数在2020-2022年因审核漏洞和中介抽成等问题上升35%，但2024年的争议焦点已转向资金到账时效（平均3.5天）和客服响应（30秒接通率82%），而非早期的公信力危机。2024年上半年，公司负面舆情占比12.7%，较2022年峰值下降36%。水滴公司创始人沈鹏回应称，水滴筹是商业公司，需确保财务可持续性，但公益与商业的模糊边界仍让信任问题挥之不去。

VIE架构与外资准入限制的双重风险

水滴筹由境内主体北京水滴互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营，实际受控于注册在开曼群岛的Waterdrop Inc.，通过VIE协议实现控制。这意味着水滴筹的运营、数据和资金流转与境外母公司紧密关联，若监管机构质疑VIE结构的合法性，其控制权与运营资质将面临不确定性。VIE架构在中国法律中处于灰色地带，虽被阿里巴巴、百度等巨头采用，但可能随时被认定协议无效。例如，2021年教育部禁止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使用VIE结构，显示监管对特定行业VIE的收紧。

根据《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2年版），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属于限制性领域，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需通过VIE架构间接控制。水滴筹作为互联网服务平台，涉及信息发布和资金代管，需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ICP/EDI许可证），因此受外资准入限制约束。若监管认定水滴筹的“个人求助”涉及金融或慈善属性，可能触发《慈善法》或金融监管要求，VIE架构的合规风险将显著增加。此外，水滴筹的流量池涉及4.61亿用户数据，需遵守《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跨境数据传输可能引发安全审查。

水滴公司2021年关停“水滴互助”，因其互助保险性质触及金融监管红线。水滴筹虽定位为“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不涉及《慈善法》规定的“公开募捐”，但其资金流动和公众信任使其易被关注是否存在非法集资或洗钱风险。民政部近年要求平台加强信息核实和资金公示，监管压力加剧。若“个人求助”被重新定义为准金融或慈善活动，水滴筹可能面临更严格的监管，VIE架构的合规性将受到更大挑战。

剥离与保留的抉择

轻松健康集团2024年6月剥离“轻松筹”和朵尔医院，以“AI+健康服务”为核心冲击港股IPO。

2022年三季度，轻松筹将AI风控、用户画像等核心技术团队从开曼母公司架构剥离，转入北京轻松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100%内资）。转移后，该实体取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2023年）。同年底，轻松筹将用户身份信息、医疗数据、捐赠记录等约4.3亿条用户数据从阿里云国际版（新加坡节点）迁移至华为云北京数据中心。此举降低数据跨境传输风险，增强合规性，为剥离和上市铺平道路。

这一举动反映了监管对互联网平台数据本地化的严格要求，可能对水滴筹形成压力。

与轻松健康集团不同，水滴公司选择保留水滴筹，凸显对流量入口的依赖。2022年《中国消费者报》报道一患者因水滴筹审核漏洞致筹款被挪用，引发热议，该事件是水滴筹从“粗放运营”转向“强监管”模式的关键案例，反映了行业合规化进程的必然性。

2021年纽交所上市后，水滴公司股价从12美元跌至2025年6月18日的1.3美元，跌幅近90%。VIE架构下，水滴筹的运营数据需向境外母公司披露，可能触发《数据安全法》跨境数据审查，加剧合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