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金刘晓春：发展普惠金融的目标不在“量” ，更应重“质”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记者温婷）飞机安全提醒中，经常强调遇险时成人需先自行佩戴好氧气面罩，再去帮助身边的小孩。在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高金智库）副院长刘晓春看来，这与普惠金融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

　　“普惠金融是要提供成本可承担的金融服务。”刘晓春说，省有余，补不足，是需要有可持续的“有余”，去帮助弥补暂时的“不足”，而非置“有余”于危地，对“失血”过多且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个体长期“输血”。究其根本，发展普惠金融的目标不在“量”，更应重“质”。

　　普惠金融不等于普惠贷款

　　4月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金规〔2025〕9号，以下简称“助贷新规”），并将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外国银行分行、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参照执行。从普惠金融的视角，刘晓春对于理解和把握助贷新规的引导方向，和记者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在他看来，普惠金融不等于普惠贷款。而更多是能够提供有针对性的，面向不同群体、满足他们特定场景需求的金融服务。

　　近年来，部分商业银行借助外部互联网平台发放贷款的互联网助贷业务快速发展，在提升贷款服务效率的同时，也暴露出总行管理不到位、权责收益不匹配、定价机制不合理、业务发展不审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完善等问题。为加强对相关助贷业务的规范和管理，助贷新规应运而生，并明确提出互联网助贷属于互联网贷款，应当严格遵守《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监管规章制度。

　　“对于信贷业务来说，也要回归有效需求这个思考问题的基本点。”刘晓春表示，所谓信贷的有效需求，就是指有还款能力的需求，这才是真正有效的贷款需求。从这个视角扩大去看，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普惠金融”的底层逻辑。

　　刘晓春坦言，给没有还款能力的人贷款，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雪上加霜，贷款是无法帮助其提升生活质量的，反而对于其信用是一种风险。特别是对于那些本来可以还清贷款，但由于过度贷款而还不出的“失信人”，这类失信群体的扩大无论对于促消费还是社会稳定，都是不利的。所以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也特别提出，出台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政策，构建统一的信用修复制度。

　　多维视角理解助贷新规

　　出于成本和风控等多方面的考量，助贷业务背后的资金提供方是以中小银行为主的机构。对于中小银行来说，与助贷公司合作有助于解决获客难的问题。但是，这类客户是无法留存在银行体系中的，本身与银行之间就隔着一层看似是防火墙、实际并不利于存续经营的关系。“不是你的直接客户，无法直接评估其风险，也是行业被长期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对于中小银行的风险太大了，因为最后兜底的还是银行。”刘晓春坦言。

　　此外，助贷的“联合贷”模式的风险也在不断显现。刘晓春在调研中发现，许多银行近年成立的“网络金融部”“数字银行部”等新部门，主要就是做助贷、联合贷业务，而从去年开始，银行不良资产的产生，主要都是出自小微企业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中的助贷（包括联合贷）部分。但由于该项业务前期规模增长亮眼，从内部管理的角度，机构对于该块业务如何进行调整也缺乏动力和明确的过渡方案。

　　助贷新规提出，商业银行应当与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建立平等互利、风险分担、立足长远的合作关系；商业银行应当开展差异化的风险定价，推动贷款利率、增信服务费率与业务风险情况相匹配，不得笼统以合作协议约定的综合融资成本区间上限进行定价。

　　在刘晓春看来，助贷新规所提及的“风险定价”应该由银行来定，意味着银行和借款人都要明确综合收益及融资成本，在这个基础上再确定银行的收益比例。但未来如何差异化评估定价，仍然是个需要均衡的问题。

　　为切实维护借款人合法权益，助贷新规也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应当完整、准确掌握增信服务机构实际收费情况，确保借款人就单笔贷款支付的综合融资成本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有关规定。

　　从“流量驱动”转向“合规驱动”

　　综合来看，刘晓春认为，监管将对助贷业务的管理从此前的互联网贷款相关管理规定中单列出来，本身就体现了监管层对于助贷风险外溢问题的重视，银行和助贷、征信机构需要意识到这一趋势，并主动寻求转型，接受规模增长暂时停顿、甚至规模下降的调整。另一方面，银行在保持整体经营情况受影响不太大的情况下，控制助贷相关业务的资产占比恢复到一个合理的比例。“这个比例很难一刀切，需要各个银行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确认。”

　　在他看来，助贷新规明确了行业发展的导向和原则，起到了约束的作用，却没有太多硬性的规定，恰恰就是为各家机构依据自身的情况来控制助贷业务的风险和占比提供了空间。而助贷机构必须转变依靠流量的传统获客思维和发展逻辑，如果还延续通过“博流量”挖掘过度贷款，无限下沉、降低标准开拓新客户来展业，必然无法长久。

　　“助贷新规的出台，也是为了防范助贷行业发展成第二个P2P所带来的隐患。”刘晓春说：“对于机构来说，改革决心要坚定，不能有侥幸心理，但过程需要尽可能平滑。”

　　在他看来，综合近期普惠金融相关政策的导向，其逻辑一以贯之。刘晓春强调，发展普惠金融的目标不在“量”，更应重“质”。在政策的推动下，当普惠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成为银行业务结构中的一部分，机构在已有人力和资源投入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业务逻辑并尝到了“甜头”，普惠金融也可以成为银行差异化竞争的特色，成为推动金融市场多样性的抓手。

　　他同时建议，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大行在资源匹配方面，仍需承担更多的国家战略投资，向前沿科技倾斜，从整个国家信贷资产配置的角度尽职尽责，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并发挥更大的社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