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5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深圳举行。聚焦关税问题，在以“新形势下的国际贸易与投资”为主题讨论会上，与会嘉宾们就“关税战”带来的贸易、投资影响，金融机构、企业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制造业回流美国？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胡晓炼表示，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关税政策震惊了世界，这带来的三个问题值得重视。
首先，贸易、投资中的成本效益再平衡问题。过去成本比较简单，就是人力、土地、资源这些传统要素，后来又新加入了创新、制度、绿色等新的发展要素，再后来，特别是这一两年，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这些因素也都加入了贸易、投资考量。
“企业家考虑的还是如何有效布局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这个过程中，是不是能够出现特朗普政府希望的制造业回流美国？我认为不好说，难度很大。因为在一般的加工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美国的竞争力确实不够强大。现在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对贸易、投资产生了极大影响。大家还是要寻找成本更有利、关税更低的地方，这些地方恰恰是现在的全球南方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他们有吸引更多的贸易和投资在当地发展的机会。”胡晓炼称。
其次，全球贸易的再平衡会引起主要经济体内部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化快速发展，许多国家借全球化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这个过程中贸易也出现了一些不平衡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到底是通过外部因素希望别的国家调整来实现自己的平衡，还是要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自身，推动国内经济调整，使得储蓄、消费、进出口、投资都能够协调？这点是关键的。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只有在自身内部经济结构更均衡地发展的情况下，贸易不平衡问题才能够有效解决。”胡晓炼表示。
还有货币再平衡将会引导世界货币体系朝着更加多元、更加包容的方向发展。“过去这些年里，世界上主要的国际货币是美元、欧元等几个大型经济体货币，其中美元作用更加突出。但如果美元现在是一支独大，它又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把这个货币武器化的情况，还有一个是我们经济学讨论的‘特里芬难题’，这两个情况的出现就必然造成国际货币体系也要发生改变。”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指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即“特里芬难题”。
胡晓炼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可能会从三个方向推进：一是会有更多的货币加入国际货币行列，实际上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本币之间的清算现在越来越普遍；二是对加密数字货币的重视，特别是在服务跨境贸易、投资方面也有更多探索，将来会不会成为国际服务跨境贸易、投资的公共产品，这值得高度关注；三是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SDR）的功能是否会进一步提高。
给银行缓冲以应对下行压力
贸易保护主义正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年初的3.3%下调至2.8%，2026年预计为3%。而美国关税措施的冲击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将在短期内导致全球经济显著放缓。
论坛上，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与企业司司长、联合国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主席李楠也提供了一组数据：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高速发展的时候，FDI（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和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时增长，FDI呈两位数增长，一直到2000年左右。
“金融危机以后，虽然全球GDP恢复增长，每年保持3%-5%的增速，贸易也保持每年3%-8%的增长，但是FDI和全球国际投资却一直处于低增长或停滞的状态。尤其是疫情以后，在贸易保护主义和产业链多元化，包括产业政策驱动下，（投资数据）连续3年下降。”李楠表示。
李楠认为，从长期角度看，现在处于低增长、高债务、弱投资、贸易受到威胁的全球状态，而且是属于全球多边主义贸易失序和全球发展碎片化的阶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马歇尔·米尔斯也表示，现在的保护主义会延缓经济活动，不仅仅是对于小国家，它使各个行业不会以更有效的方式分享市场资源，企业家和创新也会“受害”。他强调，保护主义应该消除，并且提供平等竞争的市场。
在受限情况下，我们应该做什么？马歇尔·米尔斯认为，应该释放出一些潜力。“这就意味着对于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私营部门经济能力的释放，当然还有在财政资本市场以及银行业的改变，当然包括AI行业和数字经济能力的释放也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增长点。”
具体到中国，马歇尔·米尔斯建议，“现在关税还有不确定，我们认为应该继续加大财政支出，促进内需是必须做的，并且增加整体社会保障的支出，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达到再平衡。”
马歇尔·米尔斯表示，“如果压力持续，中期角度而言我们要保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保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做出一些调整。对于货币政策而言，仍然要有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现在国内消费减少和国外压力的增加。我们建议，一定要集中于基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而非基于信用。”
金融业方面，马歇尔·米尔斯认为，很重要的是给银行缓冲，让他们应对下行压力，另外重要的是能够有谨慎的政策，还要加强监管。
在变化中继续寻求发展
在与会嘉宾看来，复杂形势下，中国企业韧性仍足。
胡晓炼提及，2014-2024十年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超过了3万亿美元，这十年是过去二十多年的三倍。这说明中国企业在过去一直在国际市场上参与投资、参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构建。
“中国企业之所以对外投资能有这么大的发展，我认为与中国自己独特的优势和能力相关。”胡晓炼表示。
胡晓炼具体分析称，第一个优势是对外投资的主体是以众多的民营企业为主，民营企业韧性很强，这些年中企在海外投资“四面开花”，这种趋势还会继续。
第二个优势，过去中国以粗加工、简单加工，一般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现在有更多技术领先的、已经成为行业有影响力的企业对外投资，这些企业正在朝着成为全球跨国企业方向走。
“这种企业的投资能力非常强，他们的投资使得投资所在地工业化水平可以比较快地提升，且能使得自己的投资融入到当地的工业化、绿色化、智慧化整个发展进程中。”胡晓炼强调。
第三个优势，现在很多中企走出去以后，能够在国外建立相应的工业园区形成产业集群，从单个企业走出去变成带动一批企业走出去，效果非常好，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第四个优势，中国企业会积极参与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当地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不仅仅贡献企业自身的就业、税收，而且把当地的道路、水电这些基础设施都建设起来了。
基于此，胡晓炼认为，当前国际贸易投资格局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之下，中资企业仍然能够适应这种变化，并且在这种变化中继续寻求发展。
站在企业层面，在不确定环境下，有何应对之策？
作为企业代表，中兴通讯首席发展官崔丽在会上分享了中兴通讯的经验以及新趋势下的方向思考。崔丽认为，企业一定要有“免疫力”，所谓的免疫力，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合规，因为合规的本质是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和遵从。
同时，韧性很重要。在当下不确定形势之下，供应链就是韧性的最好保障。核心的部件能够实现自研，有全球的产业链布局等都非常重要。
其次，弹性也非常重要，数字化转型包括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所有转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一个企业能够非常敏锐地捕捉外界的变化，并且能快速地分析制定策略，进行组织的快速响应。
另外，链接资源的能力很重要。“企业本身拥有多少资源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能够强链接很多的外部资源，就是有足够多的朋友圈，有足够大的生态圈，用别人的长板来补我的短板，大家共同在第一时间去把握住机遇，能够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崔丽称。
最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崔丽举例称，“通讯行业是一个高度开放和标准化的行业，它在很早就已经向全球化的进程迈进，它之所以能够一直生机勃勃，而且成为现在数字经济的一个基础，很重要一点就是它一直在为人类的福祉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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