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中美经贸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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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中美，国运兴衰都不在于打败对方，而在于战胜自己
文|马克
特朗普政府向全世界发动关税大战来豪赌美国国运，试图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方式，把美国从难以为继的金融资本主义拉回到看似美好的工业资本主义。对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中国政府坚决反制，2025年4月，中美分别向对方加征了125%的关税，这是世界贸易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
其实，关税税率超过50%，大多数贸易就很难进行；超过100%，意味着双方经贸关系暂时“脱钩”。中美当然不会就此“脱钩”，5月12日，中美发表《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声明显示，中美双方承诺在2025年5月14日前，将4月2日以来向对方加征的125%关税降低到34%，并且其中的24%在初始的90天内暂停实施，只保留剩余10%的关税。
根据WTO数据和美国国会的分析报告，4月2日之前，美国向中国征收的平均关税税率是39%左右，中国向美国征收的平均关税税率是21%左右。这就是说，5月14日到8月13日，美中之间的关税水平是49%和31%左右。相比过去一个多月三位数的关税，这已经是一个能够维持经贸往来的水平。
《联合声明》还显示，中美双方将建立经贸关系的协商机制，中方代表是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美方代表是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
如果未来90天谈判顺利，49%和31%的关税水平有可能进一步下降，但是对谈判前景也不能过分乐观。两轮贸易战都由特朗普政府发动，相比上一轮，这回特朗普政府的目标要更加宽泛，不仅想解决贸易逆差问题，还想借机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同时遏制中国的产业升级技术升级势头，并且争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规则主导权。
上一轮贸易战由特朗普政府发起于2018年3月，当年5月中美开始谈判，到2020年1月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历时20个月。
本轮贸易战的不同之处在于，美方的耐心少了，中方却更加有耐心，这种心态变化对双方未来的谈判会有什么影响，让我们拭目以待。
正如中国政府反复重申的：贸易战没有赢家，保护主义没有出路。施压和威胁不是国与国打交道的正确方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妥善解决分歧才是正道。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4年货物贸易中对美出口5247亿美元，自美进口1636亿美元，中国顺差3610亿美元。2024年服务贸易的数据尚未发布，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发布的2023年数据是：美对中出口467亿美元，自中进口201美元，美国顺差266亿美元。
从数字上看，打关税战，中国压力更大。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应该退缩。首先，欺软怕硬是特朗普的一贯作风，你越退缩，他越得寸进尺；其次，实际情况没有数字显示得那么不利，因为大多数美国进口商品中国都能立即找到替代品，而大部分中国进口商品，美国却无法在短期内找到替代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长痛不如短痛，空前压力也是空前动力，中国正好借此解决自己的问题。
特朗普铤而走险，是因为美国的内部矛盾无法用常规手段化解。美国高逆差、高负债、产业空心化、社会贫富悬殊的问题长期存在，有识之士早已指出这模式不可持续，但路径依赖下，美国一直是温水煮青蛙，直到今天受不了了，想跳出热锅。美国能不能跳出来不知道，但热水四溅，先把别人烫出一堆水泡。
当然，中国经济也有长期积累的内在矛盾，一个突出表现就是4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所指出的，“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大力发展服务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所谓服务消费，就是非实物商品的消费，它有赖于文化、旅游、娱乐、体育、教育、医疗、养老、托幼、家政等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
贸易战是眼前的问题，中国对外应当巩固和扩大朋友圈，打破特朗普政府孤立中国的企图；对内应当建立特别援助基金来帮助因失去美国出口市场而陷入困境的部分企业和居民，同时降息减税清欠，加大力度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以内需扩张来对冲外需下降。
长远来看，中国有14亿人口，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制造业全球第一，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中国只要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不用担心外来压力。
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分析特朗普发动关税战的动机和前景；第二部分是对如何应对关税战的建议；第三、四、五部分是本文的重心所在，讨论长期问题——中国如何才能转型成一个消费驱动、国强民富的经济体，把自己变成全世界最大、全世界共享的市场，从而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特朗普在赌什么？
4月2日，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大棒落地——对贸易伙伴征收从20%到49%不等的“对等关税”。此举遭到全世界反对，美国国内也是反对大于支持。特朗普此前最有力的支持者——著名对冲基金经理比尔·阿克曼、埃隆．马斯克等人，都公开批评他的关税政策。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已宣布向联邦法院起诉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加州是美国人口最多、经济体量最大州。
那么，特朗普会一意孤行下去吗？
美国是个内政决定外交的国家，特朗普自有他的逻辑，也有理论基础和民意基础，什么时候美国的民意变了，特朗普的行为也会改变。
4月下旬到5月初的民意测验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从39%到50%不等，不同机构的数据不一。2024年11月总统大选时，特朗普得了50.5%的普选票。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那时坚定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中，有96%仍认可他的表现。综合评判，特朗普5月初的支持率约在42%-45%之间。
过去一个多月，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鲁比奥、财政部长贝特森、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特朗普阵营的大佬也频频接受采访，为关税政策辩护。他们声称，这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唯一正确的道路，沿着过去的道路，美国死路一条。美国必须停止补贴全世界，必须降低贸易赤字，必须重振制造业，必须从全球化驱动、少数人受益的金融资本主义，回到本地化驱动、多数人受益的工业资本主义。
美国自南北战争之后一直是工业立国，二战后美国制造业一度占到全球一半左右，后来稳定在25%上下。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91年苏联解体后加速，本世纪头十年达到高潮，2008年金融危机后试图回调。制造业回归的口号首先由奥巴马政府提出，但是多年惯性，覆水难收，美国制造业继续外移。40多年来，美国大力推动全球化，推行自由贸易，给自己带来丰厚收益，促进了其他地区的发展，但也积累了越来越深的内部矛盾，集中体现在以下三点：
1．产业空心化。制造业比例从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5%左右下降到10%左右，制造业就业人口从1979年的2000万左右，占就业人口比例的15%，下降到2024年的1300万左右，占就业人口比例的8%。40年间，美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了一个大部分东西都无法自己制造的世界商场。
2．高逆差高负债。二战后美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状态，1971年第一次出现逆差，1976年至今都是逆差，且逐步扩大到每年9000多亿美元。请注意，这个数字是刨除了服务贸易顺差之后的逆差。例如，2024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1.21万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0.29万亿美元，总逆差9000多亿美元。就像一个家庭，如果入不敷出，就只能借债度日；如果长期入不敷出，就会积债如山。2024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36万亿美元，是当年GDP的1.24倍，且四分之一的债务被外国政府和投资人持有。
3．贫富悬殊。富人集中在东西海岸的金融行业、科技行业和跨国公司，中西部则一片萧条。最富的0.1%的人，13.3万个家庭，占有大约七分之一的总财富；最富的1%的人占有三分之一的总财富；最富的10%的人占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总财富；后90%的人只拥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社会总财富。
这就是特朗普掀起关税战滔天巨浪所依托的美国现实。他的关税大棒不仅挥向外国政府和企业，也挥向本国的全球化大公司——你们不是嫌在美国制造不划算吗，那我就把关税加高到让你在国外制造不划算。
毫无疑问，特朗普政府正在豪赌美国的国运。他想让美国从全球化驱动的金融资本主义回到本地化驱动的工业资本主义，为此他对内不惜被骂作独裁者，对外不惜丢掉美国80年来形成的软实力。
越在底层，特朗普的支持者越多，他们被特朗普许诺的制造业回归、工作机会回归、体面收入回归的愿景所吸引，用选票将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他们似乎也愿意相信特朗普所说，物价上涨等短期阵痛是为换得长远利益所必须付出的牺牲。
但问题是，特朗普的任期只有4年，却想颠覆过去40多年形成的政经格局，这种格局哪怕对美国而言也是利弊参半。
底层选民虽然容易被蛊惑，但他们也最现实，容忍口惠而实不至的时间非常有限，容忍口惠实损的时间就更有限。基本上，特朗普政府只有一年半时间证明自己，如果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他们扔下的“核弹”没有明显成效，选民就有可能抛弃共和党。
特朗普要想如愿，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共和党在他之后继续执政，并且坚持他的执政纲领。
回到眼前的关税大战。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关税战最大的难题其实不是物价上涨，而是美元地位能否维持。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给美国带来巨大好处，是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关税战直接威胁到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
一个国家长期贸易逆差，那它就只能靠借债来平衡收入。202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36万亿美元，是当年GDP的1.24倍，其中四分之一左右由外国政府和投资者持有。现实中，你绝不会给这样的家庭借钱，即便借，利率也会非常高，因为担心偿还风险。美国的神奇之处在于，不仅能持续借钱，而且利率也不高，因为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各国认可美元的价值，用它来交易和储备。
如上所述，美国有种种问题，但仍然是全世界综合实力最强、创新能力最强、法治环境稳定、投资回报稳定、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因此美元虽然看起来像一条地上悬河，但它暂时没有真正的替代者，而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终究需要一个全球储备货币。
橡树资本创始人霍华德・马克斯在最近的采访中说，一直以来，美国都是一个没有信用额度上限的金卡持有者，可以买想买的任何东西，而且不会收到账单。只要这两点中有一点有变化，有花钱上限了，或者收到还债通知了。那美国财政就会崩盘。
马克斯说，现在有这个危险，因为外国会想，看，你如此对待我们，我们为何还要客气！
如何应对关税战？
对中国而言，应对眼前这场关税战，对外一定要扩大自己的朋友圈，让尽可能多的国家和中国结成利益共同体，让特朗普孤立中国的企图落空。对内，除了已经在做的股市、债市、汇市稳定措施，建议政府在实施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加快节奏、加大力度，从而更好地以内需扩张对冲外需下降。
4月9日，特朗普宣布将对华“对等关税”增加到125%，其他国家的“对等关税”则暂缓90天，这期间适用10%的基础关税。这是特别阴损的一招，意图抓大放小，孤立中国。
美国是世界最大进口国，货物加服务，2024年美国共进口4.11万亿美元，许多国家都依赖美国市场，这是特朗普发动关税战的底气所在。
货物加服务，2024年中国共进口3.25万亿美元，比美国少8600亿美元。从扩大朋友圈的角度，中国得尽快缩小这个差距。
想象一下，如果中国每年比美国多进口8600亿美元，那会是什么局面？当美国想孤立中国的时候，各国的心态跟现在又会有何不同？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4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9922亿美元，占全球货物贸易顺差总额的41%，这说明全球市场对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有强烈需求。但这不意味着外国商品对中国就可有可无。中国虽然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别国仍然有大量我们造不出来，或造得不够好的商品。且不说那些我们还在努力产业升级的高端工业品，哪怕日常生活用品，也有无数值得我们买的好东西，比如印度的胡椒粉、巴基斯坦的玫瑰盐、日本的马桶盖、德国的厨房刀。我们购买这些商品，既改善自己的生活，也改善别人的生活。有买有卖，互惠互利，关系才能和谐持久，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4月9日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中，中国政府申明：目前的贸易格局是各国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所决定的，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相反，中国一直在积极扩大进口，把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实际上，这一立场中国政府十几年来反复申明，在此期间，中国也成长为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全球第三大进口市场。
如今，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中国正好顺势加速扩大进口，从而为那些不甘美国霸凌的国家提供更多的替代选择。
中国可以考虑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税率已经从2001年的15.3%降至7.3%，虽仍高于发达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中已属最低水平，显著低于印度（19%）、巴西（31.4%）、南非（19%）等发展中大国。近日，有多位专家建议，中国可将关税税率降至0，美国除外。一步降到0有些激进，但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不仅有利于眼前的贸易战，还有利于中国企业未来的全球化布局。与此同时，中国还应该提升贸易便利度，加快标准认证、报关通关、检疫检验速度，让进口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变得更加方便。
中国与前五大贸易伙伴的贸易额超过中国贸易总额的一半，它们分别是东盟十国、欧盟27国、美国、韩国、日本。其中东盟韩日和中国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RCEP是个准自由贸易区，里面90%的货物贸易已经是零关税，中国可以继续推动RCEP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同时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
稳定并升级与欧盟的经贸关系对中国意义重大。欧盟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区，2024年进出口总额8.39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7.30万亿美元和中国的7.22万亿美元。中欧若能携手，特朗普的关税战必输无疑。中欧携手的最大困难是欧盟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远高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2024年，欧盟对美国出口6199亿美元，贸易顺差2034亿美元；对中国出口2895亿美元，贸易逆差2123亿美元。对此，中国一可以扩大与欧盟的服务贸易，这是欧盟的强项，有助于贸易平衡；二可以更多赴欧盟投资建厂，变商品出口为本地生产，这也有助于贸易平衡；三可以启动与欧盟的自由贸易谈判，中欧经济结构互补，自由贸易是双赢之道；四可以升级在气候议题上的合作，这是欧盟的核心关切，也是中国的国家战略。
2018年以来，中国在贸易多元化方面成就斐然，对美出口依存度从19.2%降低到14.7%，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份额从不足三成增长到超过五成。但若中美贸易额急剧下降，对美出口的损失暂时不太可能靠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出口来弥补。就未来而言，中国的重点不只是如何增加出口，而是如何扩大内需。想象一下，如果原先在美国市场销售的数千亿美元商品涌向其他市场，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事实上，没有一个市场经得起这样的冲击，它们势必竖起对华贸易壁垒，甚至倒向美国。
扩大内需当然是一项长期任务，涉及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应对关税战是迫在眉睫的事情。社会本来就对经济前景预期偏弱，再叠加关税战冲击，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都会变得更加谨慎。此时，应对措施一定要迅速，通过重拳出击，阻止经济衰退的预期自我实现。
5月7日、8日，国务院新闻办连续举办发布会，央行等部委介绍了一揽子稳市场稳预期的金融政策；国家发改委等部委介绍了《民营经济促进法》相关情况，这部法律5月20日实施，将以法治的稳定性增强民营经济发展的确定性。财政部部长也在《求是》杂志撰文，表示应对关税战，中国财政政策有巨大空间，关键是紧扣高质量发展需要，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结合起来。
此时可以考虑设立特别援助基金，帮助那些因失去美国市场而难以为继的企业、家庭和个人。基金的资金来源可以考虑从国有企业上缴的红利中划拨。2024年，全国非金融国有企业利润4.35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2.6万亿元，此外六大国有银行归母净利润超过1.4万亿元。但2024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显示，当年的利润收入只有2056亿元。各级政府可以适当提高国企利润的上缴比例，用于设立特别援助基金。
还可以考虑加快实施进一步扩大内需的货币财政政策，以内需扩张对冲外需下降。并且下一步的政策重心要向“投资于人”倾斜，让居民直接受益。具体建议如下：
1．降息。5月7日央行宣布下调政策利率0.1个百分点，预计将引导市场利率同步下调至3%和3.5%，仍有相当大的降息空间。截至2024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256万亿元，降息一个点，就能让企业和居民节省2.56万亿元的利息支出，对企业扩大投资、居民扩大消费有巨大的提振效应。世界经济史上，多个国家都曾以零利率应对经济的非常时期。中国当下的市场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为3.1%，5年及以上贷款利率为3.6%，同时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和PPI（生产者价格指数）都是负值，有相当大的降息空间。
2．减税。以此减轻居民和企业的财务负担，增加可支配资金。经过多年的减税降费，中国整体税负已有明显下降，但仍有下降空间，政府支出占GDP的三分之一左右，显著高于美日等国，接近高福利的西欧国家。这是因为各级政府承担了不少直接发展经济的角色。因此，无论个人所得税，还是企业所得税，都有相当大的下降空间。例如个人所得税，多年来一直有专家呼吁将起征点从月收入5000元提高到1万元，将最高税率从45%降到30%以下。
3．清欠。价格战和长账期是中国营商环境的两个毒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基本商业伦理，国际通行的账期最长是三个月，国内动辄一年以上，拖垮了无数中小企业，而它们正是就业的主渠道。拖欠账款不止企业之间，政府更是拖欠大户。这是多年积弊，国务院在2020年7月曾专门出台《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但是收效甚微。好消息是，全国人大已经安排了4.4万亿元的专项地方债，其中一个重要用途就是清欠。《民营经济促进法》对此也用了四条、500多字来予以规范。
让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更加平衡
特朗普政府有底气发动关税战，靠的是美国拥有全球最大进口市场。2024年，美国进口4.11万亿美元，欧盟进口4.08万亿美元，中国进口3.25万亿美元，中国的进口市场规模是美欧的80%左右，相差不是很大。
但若以人均衡量，差距就有些扎眼。美国人均进口额1.25万美元，欧盟人均进口额9067美元，中国人均进口额2321美元。美国是中国的5.4倍，欧盟是中国的3.9倍。
再来看人口规模，美国3.4亿人，欧盟4.5亿人，中国14亿人，中国是美国的4.1倍，欧盟的3.1倍。2024年中国的人均GDP是欧盟的三分之一左右，只要中国的人均进口额达到欧盟的三分之一，中国的进口市场就能反超美国1200亿美元。
但是做不到。做不到不仅因为中美欧的发展阶段不同，还因为三方的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不同——美欧以居民消费为经济增长主驱动力，中国经济中的居民消费比例要低得多。
2023年，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7.5%，GDP占世界的17.4%，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30%，居民消费占世界的11.4%。这就是中国经济复苏不够强劲的一个症结所在——生产远大于消费，必须依赖外需，2024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占到全球贸易顺差的41%。但随着全球化逆转，出口阻力会越来越大。
上图中的绿线是从2001年到2023年的中国人均GDP增长，人均GDP是每人每年新创造的财富，这个指标23年间增长了10.4倍，从8818元，涨到了91800元。蓝线是同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代表新创造的财富中，属于居民的部分是多少。这个指标从2001年的4212元，涨到了2023年的39218元，涨了9.3倍。
9.3倍vs10.4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但差得似乎也不是很多。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增速，而在结构。上图中的黄线——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2001年是47.77%，2023年降到了42.72%。也就是说，GDP中属于居民的部分只有四成多一点。
红线是居民消费率，就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这个比例从2001年的45.52%，降到了2023年的39.13%，属于世界最低序列。红线和黄线之间的差额，就是居民的储蓄和投资。20多年间，这个差额整体上不断扩大，客观上导致部分居民越来越不敢多花钱。
再比较一下美、日、德三个发达国家和越南、巴西、墨西哥三个发展中国家，2024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
蓝色的柱子是可支配收入，绿色的柱子是GDP，上面的数字是占比。大家可以看到，最高的是墨西哥，87.11%；巴西是75.89%；越南是57.04%；日本是67.21%；德国是67.36%；美国是73.90%；中国是43.15%。不管跟发达国家比，还是跟发展中国家比，中国GDP中的居民占比都严重偏低。
再来看居民消费率。最底下紫色那道线是中国的，最右边的数字是各国2023年的居民消费率。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率39.13%，是七个国家中最低的，比德国低10.8个百分点，比日本低16.45个百分点，比美国低28.77个百分点，比越南低15.45个百分点，比巴西低24.2个百分点，比墨西哥低31.13个百分点。
GDP由四部分构成：居民消费、政府消费、资本形成、净出口。资本形成主要反映投资力度，它是企业和政府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再加上企业的存货，资本形成中还有一小部分是居民的购房开支。买房在统计中被视为投资，租房被视为消费。
下图是中国GDP的构成。红线是政府消费率，最高的是2020年，17.13%，最低的是1988年，12.50%；紫线是居民消费率，最高的是1983年，53.50%，最低的是2010年，34.33%；蓝线是政府居民加总后的最终消费率，最高的是1983年，67.45%，最低的是2010年，48.91%；橙线是资本形成率，最高的是2011年，46.66%，最低的是1983年，31.93%；灰线是货物贸易净出口率，最高的是2007年，8.84%，最低的是1996年，1.41%；黄线是服务贸易净出口率，最高的是1995年，-0.11%，最低的是2017年和2018年，-2.06%。在有数据可查的29年间，中国服务贸易只有1996年和1997年是顺差，其余年份均是逆差。
在大型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资本形成占GDP比例超过40%、居民消费占GDP比例低于40%的。这种结构之下，中国经济的特点就是老百姓挣得少花得也少，体现在增长动力上，就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足。
下面这张图反映是最近20年民间投资的月度同比增长情况，可以看到，增长率从2005年2月最高点的87.43%，一路下滑到趋近于零。近年来中国GDP构成中的高资本形成率，主要靠政府和国企投资支撑。
对于后发国家，工业化加速阶段由投资驱动是好事，这意味着有望实现跨越式发展，用几十年走完人家一两百年的路，德国、日本、韩国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但这些国家的居民消费率，最低的时候也在50%左右。
中国经济的特点是数十年来投资占比较高，消费占比，特别是居民消费占比不够高，但是投资厂房机器、道路港口、广场公园，最终目的还是改善人民生活，经济长期由投资驱动，意味着经济增长并未同步改善民生。
当然，消费率不是越高越好。消费率过高意味着储蓄率过低，意味着可用于投资的资本不足，这不利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但中国经济的问题，第一是消费率长期太低；第二是储蓄率虽高，但政府和国企过多担当投资主体。这既影响投资效率，也很难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所以，下一步中国最该做的事情就是提高居民收入。老百姓兜里的钱多了，自然会增加消费，内需自然会扩大，中国也自然会逐步变成一个全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从而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动能。
加速居民收入增长
提高居民收入，首先要转变重生产轻消费的旧观念。形成这个观念是因为中国曾长期处于短缺经济。但时移势易，中国早已是世界工厂，主要矛盾也早已变成生产过剩需求不足。补上消费需求不足的短板，意味着中国经济从单引擎驱动变成双引擎驱动，增长动力会更足、发展前景会更好。
在2012年之前，中国的居民收入增幅曾长期慢于经济增幅。1993年-2007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GDP 年均增幅 10.5%，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幅7.9%，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幅 5.4%。2011年发布的“十二五” 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2016年发布的“十三五” 规划《纲要》设定了“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的目标；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 列为独立的核心指标；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这一目标，并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23年、202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将提高居民收入列为重点工作，2024年还提出要“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
2012年之后，GDP增幅与居民收入增幅基本持平，12年间有6年GDP增幅略高于居民收入增幅，6年居民收入增幅略高于GDP增幅（见下图）。2024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万元，是2010年（1.25万元）的3.3倍。但居民收入的基数太低，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又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因此居民收入的GDP占比仍然偏低。现在急需一个加速居民收入增长的顶层设计，这方面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验值得借鉴。
1960年，日本池田勇人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目标是年均增长7.2%，十年内实现经济总量和国民收入翻倍，缩小与欧美国家的差距。
1950年代末的日本，产业结构偏轻，技术水平落后，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居民收入偏低，经济靠出口拉动，加入关贸总协定后又面临开放国内市场的压力，同时失业增加，劳资冲突不断，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总之问题一大堆。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池田内阁的综合对策，但以国民收入冠名，因为池田内阁认为经济增长是手段，改善国民生活是目的，如果经济增长一直快于国民收入增长，就会形成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这个认识，池田内阁在收入侧主要实施了四项政策：第一，涨工资。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和“春斗”制度，就是每年春季让劳资双方谈判工资增长；第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1961年起推行全民医疗保险，同时完善养老保险体系；第三，减税。从1961年开始，每年个人税和企业税共减少1000亿日元；第四，推动出台《农业基本法》，保障农民收入增长。
以上四点旨在推动国民收入增长，池田内阁对国家经济增长也同等重视，可谓两手抓两手硬。池田内阁的经济增长政策主要有八项：第一，产业升级，从轻纺工业向重化工业迈进；第二，技术升级，大力引进欧美先进技术；第三，基建升级，大力建设高速铁路（新干线）、高速公路、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第四，消费升级，推广分期付款的消费信贷，推动彩电、空调、汽车这“三大神器”普及；第五，推动出台《中小企业基本法》，帮助中小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第六，实施《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推动工业分散化和区域均衡发展；第七，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率，释放农村劳动力，加速城市化；第八，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培养技术人才，支撑产业升级。
池田内阁在增长侧的做法有一点特别值得提及，就是每年扩大公共投资1000亿日元，同时减税1000亿日元，从而一手拉动经济增长，一手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收入侧和增长侧双管齐下，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七年即告完成。1961年到1967年，日本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0.4%，GDP年均增长10.7%。1968年，日本经济总量超过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年日本人口也超过1亿。1965年-197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11.8%，国民收入同步增长。日本政府骄傲地宣称：日本已经实现了“一亿总中流”，全民中产阶级化。
从1956年到1973年，18年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10.2%。1960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395美元，到1973年增长了8倍多，达到3264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请注意，这是人均国民收入，而不是人均GDP。
1974年-1985年，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年均4.3%，国民收入增长大致同步，日本稳居高收入国家行列，“一亿总中流”的社会结构也得到巩固。日本国民收入差距不大，基尼系数只有0.30左右。1991年之后，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但日本社会能够保持稳定，这要归功于当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经济增长是手段，改善国民生活是目的，如果经济增长一直快于国民收入增长，就会形成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池田勇人1960年说的这番话，完全适用于今天的中国，我们急需一个自己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2024年中国GDP是135万亿元，未来十年若能保持5%的年均增长率，到2034年就是220万亿元。届时消费率若能达到55%的水平，那么中国就有一个121万亿元的消费大市场，是2024年的3倍，超过美国和欧盟的市场规模。
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若想在未来十年翻倍，年均增长就要达到7.2%，超过GDP增幅2个百分点，这是对过去欠账的补课，中国也有能力补课。
以人为本，国强民富
中国要转型成一个消费驱动、国强民富的经济体，有三件事最值得做。
首先是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第一步是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下表是各地2025年的最低月工资标准。最高的是上海、广东、北京，在2500元上下；最低的青海只有1880元。最低工资标准当然不能搞成福利，但也不能太低，它的含义是让就业人员维持基本生存。在北京、上海、深圳这种一线城市，居住等各种生活成本较高，笔者认为，把最低月工资定在5000元左右比较合适。
这些年各方面也多次提及增加居民的储蓄、房产、证券等财产性收入，这完全正确，但也要清楚，工资收入仍然是绝大多数劳动者，尤其是年轻人和中低收入群体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工资收入不提高，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就不可能提高。
其次是加快政府职能转换，调整财政资源的某些错配。中国的整体税负，税+费+政府性基金，占到GDP的三分之一左右，同时中国又不是一个高福利社会，这意味着财政仍然是建设性财政而非公共财政。
绿色柱子是中国GDP，橙色柱子是各级政府的公共预算支出，蓝色柱子是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2007年，各级政府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是5447 亿元，占当年公共预算支出的10.9%；2023年，这个比例提高到了14.5%。但横向比较，仍在世界最低序列。在大多数国家的财政支出中，用于医疗、养老、就业等社会保障事业的部分占到25%以上，高福利国家更是占到一半左右。
民生支出比例低是因为钱花在了建设上。现在政府虽然不大量开办国企来搞建设了，但仍然通过政府性基金投资产业项目，其中包括很多充分竞争型的产业项目，这占用了巨额财政资源，效果也未必良好。如果在这些建设投资上后退一步，就有相当大的减税空间，就能实质性地增加居民收入。
中国自1992年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市场能做的，就要尽可能交给市场。
市场经济匹配公共财政，计划经济匹配建设财政。中国转型市场经济已经30多年了，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财政转型仍需提速。如果政府过多扮演企业角色，这一方面会导致对市场的挤出效应，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资源必然不足，会导致对消费的压抑，因为老百姓就得自己多储蓄来准备未来的养老、医疗和失业，这也不利于扩大内需。
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在着手解决。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加快居民收入增长。强化宏观政策的民生导向，将政策资源更多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
第三是加速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2020年7月，中央审时度势，首次明确提出双循环战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当下的国内国际局势下，这一战略显得更加重要，更需要加速全面实施。
中国有14亿人口，经济发展已经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有着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只要应对得当，以内循环为主也完全能够支撑经济发展。历史上，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的外贸依存度一直很低，主要靠内需实现了超法赶英，到1894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工业革命200多年，人类生产力突飞猛进。当今世界，相比供给，需求是更加稀缺的资源。需求多寡决定市场规模的大小，人多市场未必大，经济落后，人就没有消费能力，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就是典型。现在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印度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000美元左右，尚无法成为超大市场。
全世界具备超大规模市场条件的地方只有三个：美国、欧盟和中国。前面讲到，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1倍，欧盟的3.1倍，但市场规模却比它们小。这除了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中国还没有形成美欧那样的统一大市场。欧盟是个松散的非主权国家联盟，但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省际壁垒，超过了欧盟的国家间壁垒。这几年《财经》记者做了不少采访调研，很多外贸企业提到，做国内市场有时比做国际市场难，各种营商成本高，有些地方信用环境也不够好。
对此中央有着清醒认识。202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又颁布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指引中有一条内容特别重要、特别有针对性，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全面取消居民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障的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关系在不同地区间的转移和接续。
过去几十年，城市化一直是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的最大推动力。截至2023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66%，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为48%，两者相差18个百分点。这既不利于常住人口安居乐业放心消费，也不利于中国城市化率的进一步提高。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平权，已是当务之急。
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统一大市场的首要特征就是劳动者权利的统一。我觉得深圳当年的口号非常好，不管你来自哪里，“来了就是深圳人”。
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2008年以来中国成就斐然，已经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保体系。参与权，也就是社保覆盖率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例如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已达到95%；统一性，也就是跨区参保、异地结转的问题也解决了一半，省内统筹已经实现，正在迈向全国统筹。接下来的重点和难点是公平性问题。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2023年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月人均3090元，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月人均6148元，而农村居民月人均只有217元。
前不久，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呼吁，各级财政每年投入1万亿元，将农民的养老金提高到每月2000元-3000元。李稻葵说，仅在1950年-2006年期间，农民通过上缴公粮、土地征收等诸多方式，就为国家工业化建设贡献了超过30万亿元。现在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该补偿对农民的亏欠了。果能如此，对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也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归根结底，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国民福祉，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才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随着中国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内需不断扩大，无论美国现在或未来挑起什么样级别的关税战，中国的应对都会更沉着，发展也会更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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